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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，就很尴尬了。

    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：“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，未免过分。一个“公”也就够了！”

    又有一次说：“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，是何居心？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，早已可见其人！”

    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。没多久，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，重归平静。

    胡适很不爽：“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“偃武修文”，偃武这方面，正好吴佩孚不打了，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，转入南北和谈；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，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！”

    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。

    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“晴雨表”：保守时，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；激进时，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。

    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，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，并举行郊天祀礼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。

    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，他说：“民国已立七年，教育推行如此缓慢，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，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、科学等西方之文明！还在这畅谈孔孟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！”

    胡适语气激昂地说：“孔子依旧是权威，只有权威倒了，理性之光才有空间，个人才能独立。洋人的权威是上帝，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。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，孔子的权威动摇了，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，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，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，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。”

    钱玄同大加称赞：“说得好！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