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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“钠脆科学家”莱纳德后来抱怨正是协约国的封锁，让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因为肾病而死。

    “还有阿斯顿与布莱克特，他们两人虽然也参了军，但都在比较安全的后勤技术部门，战争结束回到了剑桥，”卢瑟福说，“阿斯顿回归了同位素与质谱仪的研究；布莱克特则会接替莫斯莱，与我一起进行放射性研究。”

    阿斯顿在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    布莱克特则是在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，要不是卢瑟福死得早，他应该会与布莱克特一起分享奖项。就是卢瑟福本人可能又会因为颁发的是化学奖而开点玩笑。

    李谕又问：“教授的那位合作了十多年的助手盖革呢？”

    “他一直在德国，准确说是在德国的军队中服役，与我们是战场上的敌人，”卢瑟福说，“不过他刚刚给我寄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，说希望已成过去的战争不致影响科学家之间的友谊，也为他自己荒废了科研工作而感到异常苦恼惋惜。”

    “噩梦醒来终归就是早晨。”李谕说。

    “是的，我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，身在柏林的盖革想必身不由己。”卢瑟福说。

    因为盖革计数器名留青史的盖革，在二战中又与海森堡一起参与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，只是计划流产了。

    汤姆逊这时来到了实验室：“李谕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我看了你写的关于宇宙射线的文章，正准备与威尔逊一同改进云室，以进行更加细致的探测工作。”

    李谕纳闷道：“您还要在实验室工作？不是已经当了三一学院院长与皇家学会会长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