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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器材室的顶楼等到天黑，没人找到我们，晚自习的铃声响起以后，周圣宇拉着我的手下楼，我们只带走了几件衣服，然后翻墙逃出学校。

    2004年，我经历过的最残忍最荒唐的夏天，后来周圣宇总是用私奔来形容那一场逃亡，他自然地抹去了许承的死。确实，除去许承，那或许真称得上一场夏日私奔。

    我们买了最近一班的火车票，目的地是个听都没听过的地方，八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和周圣宇挤在一张床上，对四周射来的眼神视而不见。

    “你说你妈会不会找你？”他说。

    我没有回答。我不知道，一年前，校长因为我们的失踪报了警，我妈在家里发现我们，开车送我们回学校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她有车了，而且，她比以前好看了，她过得很好。可那些好，都和我无关。她过得越好，就离我越远。

    周圣宇说得对，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人，除了他我其实谁也没有。

    火车穿行过城市，我想起我第一次出远门的时候，是和爸爸mama一起，那时候几岁？四岁还是五岁？像现在一样，又不一样，只有窗外的黑暗和霓虹是永恒不变的，它们风一样飞掠而过，冷眼旁观车上人类的面孔。

    我蜷缩在被子里，火车上的被子散发着消毒水和陌生人的气息，周圣宇一直握着我的手，他的手是温暖的，或许只是因为我太冷了。

    “没事了，豆奶，我们离开了。”他轻轻拍我的背。我把脸埋进他的胸膛，眼泪渗进他的衣服里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我们下车，周圣宇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，我们继续抱在一起睡觉，醒来去吃东西，然后又滚到床上，像野兽一样纠缠